【摘要】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对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远比我们对人工智能认知的影响更加深远，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张力与耦合问题，不仅是当前“大思政课”教育教学面临的前沿课题，也是“大思政课”教育教学所要破解的难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日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它进一步消除了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外因素，促进了人的体力、脑力、个性的发展，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也形成了新的张力，即人工智能推理能力拟人化的突破与人的能力素养发展自主性之间、人工智能算法规训的强化与人的个性发展需求之间、人工智能虚拟交往技术中介化与人的社会关系现实性疏离之间三重张力。破解三重张力需要发挥新时代思政育人的功能，在“大思政课”视域下，从强化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推动技术人文与制度伦理协同融合、优化技术赋能与防范技术异化等三个维度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耦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的全面发展;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对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远比我们对人工智能认知的影响更加深远，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张力与耦合问题，不仅是当前“大思政课”教育教学面临的前沿课题，也是“大思政课”教育教学所要破解的难题之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人工智能以智能化、数字化、类人化的方式，推动了社会连接从“网络”向“网上”转变，全面渗透并重塑着人们的生产实践、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技术条件。然而，人工智能在赋能人的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对工具性技术的过度依赖，并带来了人的认知减弱或退化的风险;在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精准化服务的同时，也以算法茧房侵蚀着人的发展主体性，甚至弱化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在拓展人们网上虚拟连接广度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们网下现实交往 深度的降低。为此，需要发挥新时代思政育人的功能，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张力与耦合及其实现耦合的基本策略。

一、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三重张力

　　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二者之所以会产生张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构成互嵌式的耦合共生关系。在这种互嵌式耦合共生关系中，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性的张力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人的体力、智力的系统延伸和拓展，有效地促进了人的能力素养、个性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也易导致人们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弱化人的主体性。随着人工智能的推理能力拟人化、算法规训化、虚拟交往技术中介化显著增强，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与人类智能高度相似，导致人机之间的界限模糊，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层次影响和挑战。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张力，是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人工智能推理能力拟人化的突破与人的能力素养发展自主性之间的张力

　　人工智能推理能力拟人化的突破与应用，尤其是ChatGPT 的问世、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Sora 的发布、中国AI 大模型 DeepSeek 的发布及开源，快速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实现了从统计模式识别向逻辑推理的根本性跨越，标志着人工智能生成式能力与智能的新突破与跃升。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符号逻辑下的机械推理，而是通过深度学习对人类推理的模糊性、关联性与情境性进行模拟，逐步突破作为技术的工具理性的边界，在输出上呈现出近似人类“辩证推理”与“创造性推理”的拟人化特征。人工智能的“数智性能力”的突破，本质上仍然是人类的能力、素养与思维以技术为载体的对象化延伸，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对象化。然而，这种对象化过程在资本逻辑与技术依赖的双重作用下，催生了人工智能与人的能力、素养、思维之间的深刻张力。

　　人的能力素养是体能、智能与情感的有机总和，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体能素养层面，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体力劳动本身是发展体能素养的重要途径。人工智能推理能力拟人化的突破，能将复杂体力实践拆解为可计算的推理与执行步骤，替代人类完成重复性、高强度、高风险的体力活动，使人摆脱低效体力劳动的束缚。但体能不仅是生理能力，更是人通过身体与世界互动、证明自身主体性的载体。人工智能替代人的体能性的实践活动，可能导致人从“体力劳动者”变成“AI 操作者”，破坏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增强自身体能的这种有效协同机制，导致人的体能发展失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支撑，使人的体能素养面临弱化的风险。在智能与情感层面，人工智能具有类人化优势，不仅能通过深度学习完成复杂逻辑推演，还能依托各种类型的大模型实现常识性关联与创造性生成，在人工智能认知替代人类的认识实践时，可能导致人类智能活动中的价值被弱化。人工智能替代人的复杂逻辑推演和智能创造性活动，可能导致人的智能创造性能力弱化。这种智能的弱化和能力流失，破坏了传统现实社会中的人的智能与情感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人工智能算法规训的强化与人的个性发展需求之间的张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它为人们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算法规训也不断地使人们从应用人工智能转为依赖人工智能，工具性的应用变为依赖性的工具。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的：“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这种工具性技术的应用和规训在人工智能时代更集中体现为智能算法规训的现实形态。算法智能规训是以数据采集为基础，以算法逻辑为核心的隐性统治机制，通过持续捕捉个体的网络行为数据，构建精准的用户模型，提供个性化推送、智能引导等技术便利，引导个体自发地遵从模型指引，从而实现其对人的主体的管理和控制。而人从主体应用人工智能到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再到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的主导，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弱化，甚至存在被替代的风险。人工智能算法规训的强化，本质上是数字资本逻辑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产物。其作为隐蔽性的技术统治工具，将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窄化、弱化和降级为可监控、可计算、可替代的参数变量，与当下人们追求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之间形成了结构性悖论。

　　人的个性发展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基于人的自主意识的开放性探索、批判性反思与创造性实践，人逐渐形成并发展出具有显著主体性、整体性和独特性特征的个性。其一，人的个性在人工智能的算法规训下，其自由发展空间被系统性压缩。算法通过精准“投喂”绕过主体的价值判断与自主抉择过程，将个体置于人工智能技术“按需推送”下的被动满足状态，导致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日益依赖算法引导，其自我导向与反思能力因缺乏实践而萎缩，主体性面临被架空的风险。其二，算法按计算的方式，把人的整体性简化为可计算的碎片化数据，把人割裂为适配算法的“数据的客我”和“沉默萎缩的主我”。

（三）人工智能虚拟交往技术中介化与人的社会关系现实性疏离之间的张力

　　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要求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从狭隘走向普遍、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功利走向人本，在客观上要求人的社会关系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更改变了当代人类交往、交流的基本形态。人工智能构建起连接人与虚拟人或人与机的虚拟互动交往场域，丰富和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发展不再局限于现实物理时空，也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但是基于人机交互生成的虚拟社会关系，在丰富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暴露了人工智能虚拟交往技术中介化与人的社会关系现实性疏离之间的张力。其一，人工智能虚拟交往技术以情感迎合为设计逻辑，通过模拟真实交往的情感反馈，创造出高度适配个体偏好的交往场景。这种技术中介化的交往无须遵循现实社会的道德规则、承担互动成本，能快速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但会弱化现实交往的必要性。当主体在虚拟交往中能够轻易获得情感慰藉时，其对现实中需付出耐心、理解与包容的人际互动意愿就会显著降低。 其二，在技术中介化的虚拟交往方式中，主体无须通过面对面的肢体语言、表情互动等真实感知方式建立起社会关系，只需依托数字界面完成交流，即可生成虚拟社会关系。这种看似体现人的自主性的现象，实质上也容易使人逐渐依赖技术中介的交往规则，丧失在现实交往中主动构建社会关系、解决矛盾的能力，进而陷入虚拟交往方式越便捷，现实交往能力越退化的不良循环。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关系的生成逻辑

　　从“大思政课”育人视域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耦合关系，目的是在坚持人的主体性前提下，以技术为辅助手段，拓展人的发展场域，推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从相互之间的张力走向良性耦合，实现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所谓“耦合”，最初源自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后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语境下，“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已构建起一种深度互构的耦合共生关系。这种互构的耦合关系并非简单的“人+机器”的人机主客体二元关系，而是一种深度互嵌入式的共生关系，二者构建起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即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是人的发展的本质力量的产物，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消除了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外因素，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人工智能应用为推动人的能力、个性发展和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本质上拓展了人的实践范围，提升了生产效率，改善了生活质量，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将人们从简单、重复、繁重的劳动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现实可能。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不能获得解放。”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人工智能技术凭借自动化、智能化优势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极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的物质生产劳动时间，人们就有可能拥有更多可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个人可利用这种“自由时间”来发展智力、从事艺术创作、进行社会交往等精神活动，使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丰裕的物质基础，精神发展便失去其基础条件;如果没有能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作为保障，人的发展便没有相应的支撑。人工智能正是在这一根本层面上，为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相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的素质提高与人的内在潜力发挥相统一。人的发展包含了基本需要的现实性满足、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人的创造潜能的普遍实现。人工智能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推动了人的内在能力与素养的按需发展。以往科技变革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人的肢体能力，不断推动社会和生产领域的分工，导致劳动者被固定在局部岗位上，从而“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受限制的人”。人的大量潜能因缺乏便利的劳动环境、时空条件而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人工智能为人的劳动解放创造了客观条件。一方面，人工智能帮助人降低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强度，使人转向更高阶的创新活动与复杂决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人类创新与劳动实践的技术与经济成本，增加了更多自由时间，使个体内在、未被察觉的才能和潜力得以充分释放。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强调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要求人摆脱来自自然的支配、异化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体本质的片面发展，追求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解放，首先要摆脱自然对人的束缚。随着工业革命浪潮的推进，人类逐渐从自然的被动适应者转向积极的改造者。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突破，有效地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生态科技，通过空、天、地、海的传感网络，能够实现对自然资源与污染源的精准监测，大幅降低环境治理成本，推动绿色制造转型发展。同时，在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修复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也展现出强大的分析、预测与决策支持能力。人工智能提升了人类认识和运用自然发展规律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

（二）人的全面发展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坚实的基础

　　科学技术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工具与手段，人是推进科技发展的主体，科学技术是人发挥创造性的产物，并始终随人类实践需求的演进不断革新。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创新驱动力、社会应用支撑和主体性条件。

　　第一，人的内在能力发展需求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供创新驱动力。人类的一切对象性实践活动，都源于人类内在的、自觉的需求，这一需求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在尺度”，是推动历史性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生物性本能，而是在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的推动下，从最基本的生存与安全需要，逐步迈向对更高效率、更大自由以及更全面发展的追求。当旧的需求被满足，新的实践工具被创造出来时，它们本身又会催生出更为复杂和高级的需要。机械自动化满足了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需求，体力劳动解放本身又催生了人类从烦琐、重复的脑力劳动中进一步解放的需求。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时代人类知识拓展和创新应用的革命性工具，其发展与应用都深受人的价值导向与解放需求的影响。

　　第二，人的社会关系发展需求为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提供社会应用支撑。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的增强，本质上体现为社会关系、社会协作和公共价值诉求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一是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与全球化需要催生人工智能的多元场景。当人类交往突破地域与圈层限制时，整个社会运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海量、多维度数据，为训练机器学习算法提供了“养料”。二是社会协作规模的复杂化和精准化需要为人工智能提供发展动力。人的协作规模从家庭、社区、区域扩展到全世界，协作方式从简单的指令传递发展为动态调整的系统工程，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人类直觉和经验的极限。社会协作越趋向复杂与精准，就越依赖人工智能技术这一高效、有序运行的基石。三是公共价值诉求的理性化和价值化需要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价值导向。社会公共价值诉求不断丰富与深化，要求人工智能研发超越单纯的技术效率导向，转向以人类共有价值观为导向，指引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转向服务人类福祉的价值理性。

　　第三，人的创新能力发展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主体性条件。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人的创新能力发展的产物。从农耕文明的工具改良，到工业文明动力机械的创新，再到信息文明的人工智能发展，无一不是人类创造能力的结晶。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对象化的创造过程。在这一创造过程中，人类不断积累了人工智能研发所需要的数学算法、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理论与应用知识，并反观、检验和锤炼了自身的创造能力。人类不断创新发展能力，为人形成精密的逻辑思维、更具前瞻性的构想、更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提供了更丰富的主体条件。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推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的策略

　　面对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发展态势，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是新时代“大思政课”教育教学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推进了人的现实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向虚拟领域延伸，深刻改变了当下人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内涵，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与深度应用，并非单纯技术逻辑的自我演进，而是人的全面发展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创新驱动和智力支持，人的知识素养、价值理性、创新能力与实践智慧协同推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延伸与拓展，正全面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从生产力、劳动方式、认知能力、社会关系等维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注入新内涵、提供新路径。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耦合，需要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从强化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推动技术人文与制度伦理的协同融合、优化技术赋能与防范技术异化三个维度，实现人工智能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一）强化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首要的是强化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人工智能工具理性的核心在于关注人工智能本身技术的实用性、高效性与可控性，重点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效率、资源配置优化、功能迭代升级等具象化的技术工具性目标，体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与工具价值。人工智能价值理性则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价值导向和技术伦理遵循，核心在于人工智能为谁服务的价值导向，聚焦于人工智能促进和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现的是人工智能的人文属性与技术伦理底线，强调的是人工智能为人服务，为人所用，促进人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实现辩证统一，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基础，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导向。脱离价值理性，人工智能便会失去发展目标和方向;人工智能工具理性越张扬，其异化风险越突出。

　　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必须实现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既不能将人工智能仅仅视为技术工具和手段，也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变革性力量。习近平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需进一步强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这既是历史应然，也是现实使然。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人类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在人工智能价值理性的主导下，从人的本体出发，充分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沿着服务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将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核心理念贯穿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全过程，以科学的技术伦理原则为指导，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提升人类驾驭人工智能的数智能力与素养，不断增强人类应用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加强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创新能力，提高人类识别、获取和应用数智信息的能力和素养，避免人被工具化以及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

（二）推动技术人文与制度伦理的协同融合

　　推动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需要推动技术人文与制度伦理的协同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需要积极融入技术人文，坚持将“发展于技”与“发展于人”相统一，秉承“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理念，以人的发展需求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要务。加强技术人文建设，推进技术人文深度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构建、数据集的筛选、系统目标的设定以及人机交互界面的规划等层面，要充分系统性地融入公平、透明、可问责、包容性等技术人文原则，使人工智能从单一工具价值转向技术工具与人文价值融合。同时，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进程中，要深化制度伦理建设，构建和完善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人工智能制度伦理，让制度伦理贯穿于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与服务全过程，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底线不被逾越。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制度伦理建设往往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带来的伦理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人文与制度伦理的协同发展，是技术进步、人文价值与制度伦理创新所构成的一种相互修正、相互强化的共生性的关系。只有技术人文和制度伦理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实现深层次耦合，人工智能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潜在技术和资本异化的逻辑。在保障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前提下，秉承技术服务于人的理念，将人从繁重而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用于发展自身的体力、脑力与个性，拓展自身的认知边界，丰富自身的社会关系，从而推动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优化技术赋能与防范技术异化

　　人类技术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无不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跃升，无不彰显出技术演进的客观规律。技术赋能与资本增殖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发展，是新技术赋能人工智能的结果。新技术发展，其本质起源于人的需要，即人的不断需要推动了科技发展。科技发展反过来是为了人、服务人、发展人。另一方面，资本的本质在于其增殖性，资本的趋利性不断推动技术更新发展。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会使资本不断增殖，构成资本与技术之间共生的逻辑关系，关键在于技术发展与资本增殖如何协同服务社会、服务人的发展。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的发展，也要防范人工智能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推动优化技术赋能人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普惠性、公益性领域延伸应用，避免人工智能创新被短期资本利益主导。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需要打破技术垄断壁垒，推动核心技术、数字技术向全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开放应用，缩小数字鸿沟与技术鸿沟，让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但也要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滥用，防止算法歧视、数据滥用、技术操控等异化行为的发生，切实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保障人的主体性与合法权益，避免人沦为技术与资本的附庸。

　　强化依法规制资本增殖边界，遏制资本逻辑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异化。一方面，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差异化规制领域准入制度。对于涉及基本民生保障和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技术，法律明确禁止资本趋利性介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切实保障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属性。对于科技创新、绿色技术及普惠性数字化，则应通过财税激励、政策引导鼓励资本投入，实现资本趋利性与社会公益性兼容。 另一方面，要创新建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设立技术应用伦理审查机制，对高风险AI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的伦理评估，重点审查是否符合社会公平、数据安全等价值准则。推行技术透明性审计制度，要求企业对算法原理、数据来源及决策逻辑进行公开披露，接受社会监督。

　　在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耦合进程中，要正确处理技术赋能与技术规制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行业组织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顶层设计，统筹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技术规制，建立人工智能技术监管与资本监管联动机制，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人工智能企业与资本主体坚守技术伦理底线与法律底线，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公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形成全方位监督格局。